材料一：
据民政部统计，2002 年至2012年，我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平均一天时间消失的自然村大概就有几百个。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不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我们将面临失去文化根基的危险，村落消失了，儿时的山丘被推平了，“小桥流水人家”不复存在了，乡愁又能寄托于何处呢？
曾经生生不息的传统村落既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是大势所趋，把城市建设得很美好，契合公众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偏远农村就应该选择性遗忘，就应该任其自生自灭。相反，随着人口的减少，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分布也更加零散，很多日渐凋零的村落，固有的村民自治也形同虚设。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投入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还应该加强。留守老人需要关心，孤寡鳏独需要照顾，那些遗留在村庄的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关心。
我们呼吁保护传统村落，是提醒人们看到它作为一种乡愁载体、一种历史遗存、一种传统生活样式的重要文化意义就精神价值，并不是主张人们还生活在那种穷苦中。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我们乐见城镇化改变了人口结构和城乡格局，让很多人过上了更富足的生活。但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成果，不应该只惠及城市人口，也应该适当反哺乡村，最大程度呼应“留守者”改善生活品质的合理诉求。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人们看到了农村焕发全新生机的可能性，也对心中那个久远的小村落寄予深情。更加关爱还留守在村落的人，尽最大可能保存好乡村风貌，那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所在才可能一直等在那里，我们才可能回得去。
（摘编自李思辉《不能把“最后的村民”遗忘在繁华之外》）
材料二：
乡村振兴这种整体性的战略安排与过去提出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也有所不同。它是以城乡融合为根本理念的，应当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超越。“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着眼的是以工补农和以城统乡，农村成为各种政策和补贴的接受者，这种思路虽然比城乡对立的理念有所进步，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裨益，但从发展理念上讲这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按照这种思路也不会改变总量发展下城乡结构差距拉大的情况。
城乡差距既然是新时代解决主要矛盾的主攻方向之一，那么，强调乡村与城市是共存共荣、互相推动的两个空间发展布局，着重发展乡村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格局，这种思路就成为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城乡融合”理念在国家实践层面的具体实施，着眼的是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使农村发展形成与城市发展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自主发展格局，最终消除城乡发展差距。
因此，无论从“三农”问题本身来看，还是从消除城乡发展差距来看，乡村振兴战略都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消除城乡差距的政策交汇点，通过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发展差距问题。
（摘编自王立胜等《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材料三：
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典型代表，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促进乡村发展的积极实践，通过立法为各项财政支持政策提供法律支持，建立城乡共生的一体化模式，在解决农民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美两国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站在长期和宏观的角度，可以发现两国的乡村发展受共同的经济规律的支配，美国的乡村发展历程对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参照作用。
以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要达到美国现阶段的城乡发展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深入解读美国的乡村发展政策，可以了解美国乡村问题演变和政策调整的过程，特别是能够总结学习美国在面临城乡失衡、乡村经济停滞等问题时进行的政策创新和处理方式，系统全面提升对乡村价值和乡村建设的理解与认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乡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间较长，在这一过程中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得城乡结构矛盾得以缓解。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城市缺乏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国家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加之政府的“城市主义”倾向，导致城乡分离、对立的问题十分突出。
在理论研究方面，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和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探讨。以Lewis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乡村的衰败与凋零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会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政府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随后，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并不一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会给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论证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和重要性，并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工农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
（摘编自胡月、田志宏《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基于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的经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