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9·唐山模拟) 有外国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并没有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919年那样，怀着热烈的、救世主的革命憧憬去执掌政权……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切问题，而不是关于世界革命的空想”。该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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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结合材料和所学，采用新的时间尺度重新划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并对划分依据进行说明。（要求：阶段划分合理，说明准确，史实充分，逻辑清晰）

新中国城市

材料城市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城市发展的轨迹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下图是当今中国部分城市分布示意图。

观察上图中的城市，以国家某一政策为主题，选取一组城市，并简要说明该主题。（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述清晰。）

——据仰义方、武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逻辑、鲜明特征与实践路径》

据此，选择其中一种阶段性演进特征，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史实，进行简要阐释。（要求：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

——摘编自许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材料二

1960年底，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必须了解真实情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1960年底至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在会后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

——摘编自王频《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国民经济调整》

材料三

1977年7月1日到1980年6月30日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派出代表团赴西欧五国就经济、技术发展情况深入考察和交流。据不完全统计，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达472次，在此过程中，代表团察觉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也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潜力。同时，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查，探索国内改革的道路。

——摘编自董海军《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累财巨万的富豪，越礼僭制便成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走投无路，只好聚而为盗或揭杆而起。西汉统治者决定严格礼制，擅过则责，位僭则诛。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人其后霍氏诛灭。汉文帝强调：“上节用则国富，君无欲则民安”。朝廷采取抑商的手段，迫使商人放弃对奢侈品的经营，并引导他们归之于农，以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

考核各级官员时，把为政清廉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对于普通百姓的俭朴行为也予以褒奖，立教乡里，劝善纠恶，抑奢祟俭。

——摘编自仝晰纲《简论汉代抑奢思想》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最早开始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以劳动竞赛的形式开展，到1950年底全国范围地开始了增产节约运动。在农村推行爱国丰产运动，精耕细作，致力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产商品粮食、工业原料作物、外销物资等等。在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进经营管理和生产方法以克服浪费。工人阶级纷纷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战斗口号，竞相参加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以华北地区为例，全区1952年11月完成增产节约计划的数字比10月份提高19%，12月又比11月提高25%，使1952年全区增产节约6万亿元的计划，到12月底超额24%胜利完成。

——摘编自郑博、韩永安《论建国初期增产节约社会风尚的形成》

材料一：

——引自《国语》《论语》《孟子》《中庸》《左传》

材料二：南宋思想家杨简在初见陆九渊时问，人的“本心”（禅学用语）如何？陆九渊援引了《孟子》中论到善之四端的一段：“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杨简说，他从孩提时代便已学过这一段，却始终不明白人的本心何所指。杨简时任富阳主簿，在谈话中间还要出去处理一桩诉讼案，然后回来又与陆九渊继续谈话。陆九渊说：刚才你断案，知道怎样判断是非，这便是你的本心。杨简问：仅止于此吗？陆九渊大声回答说：你还要什么？杨简就此顿悟，由此成为陆九渊的弟子。 

——摘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三：主权与治权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就意味着可以行使治权。因此，像管治内地省市那样管治香港，是完全符合主权原则和国际惯例的。但中央政府把香港设立为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出的政治决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是区域性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独特的营商环境、法治规则和国际联系，是任何一个内地城市都不具备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后，香港以其独特的优势，助力国家发展，弥补国家短板，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保留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香港继续繁荣稳定，也可以令香港为国家未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可谓利国利港，一举两得。 

——摘编自2020年4月7日《中国日报（香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