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9·杭州模拟) ****年4月20日晚和21日，****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江阴、镇江等城市，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   ）

中国对西方人及西方国家称呼的变化

整理提炼材料中关于“中国对西方人称呼的变化”或“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称呼的变化”的观点并加以阐述。（要求：围绕材料中的A类或B类材料展开分析，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外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与以往历史大大不同的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自拟具体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第一次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是在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各方面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并致开会词。首都各界人士、海外华侨、各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以及在北京访问的各国外宾和驻华使节参加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第二次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是1981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过的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外国友人等出席会议。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胡耀邦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胡耀邦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特别指出，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怀念，至今仍然是把申国大陆和台湾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精神纽带。

第三次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是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宋平、李瑞环，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顾问委员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辛亥革命老人、华侨和台港澳同胞、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的亲属等出席了会议，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了主题报告。杨尚昆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摘自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

根据材料，谈谈对国家纪念辛亥革命的理解。

材料一：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仅有刘祥、何宽等20余位会员，到1895年，入会者也只120余人。革命的宣传工作也仅局限于广州及东南沿海一带。之后的同盟会聚集了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革命团体的革命党人，并且突破一省一市的地域局限，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壮大自身势力。兴中会宣传、动员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侨。同盟会依靠和动员的主力是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兴中会成立后并未认识到创办报纸的重要性，直到1900年才创办《中国日报》，以此来回应保皇派的污蔑行径，革命舆论的传播也不到位。而同盟会成立之际就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并利用它传播革命思想，此外还在国内外广泛传播革命书籍

——摘编自廖玉洁《兴中会与同盟会之异同比较》

材料二：1900年2月27日，英国工党建立于伦敦，当时称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是在拥护和巩固英国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框架内开展政治活动的，它的主张容易得到资产阶级政权认可、信赖和支持。工党在建立和崛起阶段通过不断吸收各地的社会主义政治团体的加入来扩大政党同盟的基础和工人群众的基础。同时还不断调整政治斗争策略，完善组织建设措施，强化并丰富政治纲领，追求建立具有全国性质的工人阶级政党。当资产阶级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即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刻，以及当自由党的社会经济政策失败的时候，工党也就趁机取而代之走到了政坛的前面，成为保守党的最大政治对手，并最终在1924年获得了第一次执政组阁的权力。

——摘编自苏祖安《英国工党的媚起分析》

材料一

经过鸦片战争，少数有识之士更认识到外国有所长、中国有所短，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思想。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林则徐曾奏言：“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致尚形棘手。”此语后来被魏源表述为：“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

材料二

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达行，故屡将先生之折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警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中西交流的大规模展开，钟表开始作为生活用品在市面流通。1862年，京师同文馆首先采用钟表对学生作息做出精确规定，此后，各大学堂相继仿效。1876年正式通车的吴淞铁路，诞生了首个列车时刻表。1880年代后，钟点时间已被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近代企业普遍使用。同时，上海等地的政府机关开始对上下班实行精确的时间规定。到1890年代，钟表在城市的洋行、娱乐房、茶馆等商业机构中，也已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座钟与手表作为时髦的象征已经进入普通中产家庭与内地城市。

——摘编自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材料二  1893年我在乡村私塾读书时，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我的父亲因对西方机械技术感兴趣，1895年在书房置办一座时钟。每当整点报时时，却被当时家里的雇工及村民视为“鬼在作怪”。在乡村，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

——摘编自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