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图2李寿（577—630）墓壁画牛耕图 图3莫高窟第445窟曲辕犁线描图
——摘编自郝二旭《敦煌曲辕犁新考》
材料二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就对大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据《贞观政要》卷八整理
《唐律疏议》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其中“失时不修堤防”条云：“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
——据《唐六典·将作·都水监》整理
考古工作者对唐代洛阳的含嘉仓进行考古发掘，探明全仓面积达42万平方米，发现圆形容穴295座。大的窖穴能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的也能储粮数千石。其中有一个窖穴还存留着唐代储藏的已变质炭化的谷子，据推算，这堆谷子在当时储放时约有50万斤。
——摘编自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彻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他眼中的中国政治体制合乎理性，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全国犹如一个大家庭，皇帝治国如治家，尊老爱幼是这个国家的基础；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从而深入人心，演变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中央政府各部门分工与合作结合，地方官员也职责分明。由此看来，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既防止了君主专制独裁，又保证了国家的祥和稳定。
——摘编自余建华《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
材料二
1918年年底，梁启超开始欧洲游历生活。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游览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并将其感受和看法凝结成《欧游心影录》一书。他指出，随着科学的过度发展以及人们对科学的崇拜，“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被建立起来，“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如此一来，道德的自觉也就没有了人性的支撑。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出自这一点。精神支柱的倾颓，必然使全社会的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的境地，同时享乐的风气和弱肉强食的观念被树立起来。
——摘编自代兴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文化价值论》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材料
表3新中国武术外交的发展
历程 | 阶段特征 |
人民外交时期（1949-1978年） | 武术外交的第一个对象是越南，以中越两国元首外交为开端，以人民外交形式实现；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是影响重大的外交事件 |
对外宣传时期（1978-2008年） | 举办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武术比赛；组织了大量国际武术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国际武术技术骨干；广泛开展武术对外交流和援助教学；建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等重大国际武术组织 |
公共外交时期（2008年至今） | 武术外交的实施主体多元化，除国家体育总局以外，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国家部委、半官方机构以及各地市外事部门等都开展了大量的武术外交活动 |
——据薛军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武术外交：历程、经验与启示》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新中国的武术外交”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