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秦王朝，自春秋时期起涌现的华夏 民族融合告一段落。华夏民族自此同属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趋向一致。秦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很快实现了“书同文，行同伦” （《礼记·中庸》）的理想。“书同文”标志着秦王朝统治区域内文字和文化的统一，“行同伦”反映了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的一致。这种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用来作为统一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武器。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形成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 “断诸北语，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跟。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摘自《魏书》《资治通鉴》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及明之季，荷兰入处，布政施教，始以其法颁之台湾，所谓属地之法也……荷人以此法颁之爪哇，且以行之台湾。土番睍睍伈伈，受其约束，莫敢支吾。
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以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
材料二 美国学者弗兰克所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提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全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流入了中国……大量白银的流入必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就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丝和丝绸而言，其产地主要为太湖周边的江南地区。因海外市场的刺激而迅速崛起的“外向型”经济，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从而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清代顺康两朝，皇室爱好西学。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来华耶稣会士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精神借鉴。
——冯天瑜《明清之变何以改变中国》
美洲物资及中国的外销商品，指出这种“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图一 图二
——以上材料均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面对臣下建议修建长城）
唐太宗：“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 “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比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贞观政要》《资治通鉴》
康熙：“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清·章梫《康熙政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