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 | 内容 |
1988年 | （增加）“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
1993年 | 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稳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比例的协调发展。”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
1999年 | （修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材料一：周代形成了以维护宗法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并使全部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纳入礼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与礼互不相属。法官参照前辈先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刑统罪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开始居于法律规范体系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礼被排斥在法之外。
汉儒以引经注律、经义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个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律“一准乎礼”而告完成。此后，经宋迄明清，中国法律就基本定型于“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正统体制，使以礼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实现了法典化，同时也使以刑为核心的法实现了道德化。
——摘编自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文化中公正、法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输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法制度……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法律进程正式开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采用了来自权利能力、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民法原则。同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制度最终建立起来。
——摘编自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材料一：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多地，形成了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人的夙愿。1979年，第三次启动编纂民法的工作。由于当时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立法机关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思路，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
1999年和2004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开始，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
2015年，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修改已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情况作出新规定。2020年，民法总则与民法典各分编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摘编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初中国加速民法典编撰的原因及民法典颁布的主要意义。
材料：
时期 | 发展情况 |
春秋战国 | 亲亲相隐，语由《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便成为亲亲相隐的基石。法家对此反对，如商鞅变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
汉朝 | 汉武帝时期，衡山王刘赐谋反，又欲废太子爽，太子爽上书告发其父。后衡山王因事败自杀，而太子爽告父不孝，弃市。武帝一朝，不但提倡“父子相隐”，而且在父子关系上做了一定延伸，将养父子列为容隐之列。 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由此，“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
唐朝 |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同居（居住在一起的亲属），若大功（大功、小功皆为旧时丧服名，按血缘亲疏程度进行划分）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密告）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
——据郭程《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法律材料与秦汉“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亲亲相隐”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要求：表述成文，立论正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