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一：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就业岗位多集中于纺织业和采掘业，虽然当时己开始实行工厂制，但实际上工厂多而小，与之前的规模差异不是特别明显。如在1851年英国全国87000名雇主中，雇佣10人以下者达76000人，占总数的87%，雇佣50人以上者仅2000人，占总数的23%，小而散带来的用工不稳定问题，也是当时出现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实现了企业的规模化，新技术下的重化工业需要大资金大规模才能满足，大企业相较于之前能为工人提供更多相对稳定且多样化的岗位，这也使得专业化分工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简单化向着复杂化演进。
——摘编自李智明《新工业革命时代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挑战与思考》
材料二：工业革命被称为“创新率的加速器”，它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个大转变的过程，即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是大生产力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大转变，是一个完整的过渡时代，必须与历史上迄今发生过的种种变革区别开来迄今为止，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过渡出现了三次大推进的浪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