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城市的中心区域在两个租界及其周围地区。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械和造船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诞生。……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同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相继开辟。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港的进口净吨位数已经跻身于伦敦等14个世界大港口之列。20世纪以后，上海在工业和交通的规模、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诸方面，均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武汉与上海的发展程度并无太大差异。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沿海的开放之风尚未吹到武汉三镇。从历史进程考察，1861年的汉口开埠，是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从1861年汉口开埠通商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在欧风西雨中已初露现代化的曙光——商业汉口、工业汉阳、文教武昌三足鼎立，各具风貌。政治经济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与之相应的各种经济制度，并对城市政治、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邓正兵、华丽《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海洋观，使清政府和一批官僚士绅从战败中醒悟，认识到来自海洋上的威胁。朝野上下为应对外敌、挽救危机，提出了带有防御性的思想和战略，即建设海防、加强海防。同时，他们还借用译书、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知识分子和国民进行散播，促使国民海洋观念的初步觉醒。
材料二 甲午的战败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促进了整个国民海洋意识的发展。有学者统计了1904年至1906年《东方杂志》中“海权”一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关联情况，这些关键词按照出现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陆国”“渔业”“海国’’“海军’’“海疆”“海运”“海洋”等……他们基本上突破了原有的“以守为战”的海防思想，不再仅局限于对海军建设这一个方面，而是变得更全面、更深刻。如关于海防的内容，时人云：“盖稽之通常指所谓海军国防，其分项可判为二。一，即为海上作战之所谓海军国防。二，则为海岸防御值所谓海军国防。”……孙中山非常重视太平洋海权与中国的关系，他曾说：“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及争中国之门户耳。”
——摘编自袁博《困境中前行：近代中国国民海洋观念的觉醒与深化》
唐时，今河北省为河北道。山西省为河东道……后来区划又较详，而宋代的分路，大略沿之。元代疆域最广，始创行省之制……明清两代的区划略和现代相近。不过明代陕、甘、苏、皖、湘、鄂都不分，所以清代所谓十八省者，在明代只有十五。清代将中国本部分成十八省。新疆和关东三省，则系末年始改省制的。其时共得行省二十二。其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则到民国才改为省制的……自秦以后……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并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史实，围绕“治化变迁”自行拟定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