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经过战国、秦至两汉，作为差别性行为规范的礼，逐渐与公允性行为规则的法交融渗透，以至合流。礼法合流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一，两汉建立以后，需要一种统一的学说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纳全国民众的思想行为于一轨。其二，儒家以礼、德、仁政、爱人为其学说的支撑点。法家以一断于法，君主独治，术势并重为其学说的特征。外儒佯宽，内法实猛，外儒内法就是宽猛相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三，儒家讲尊尊，旨在确立君主、皇帝的最高权威。法家不仅同样讲尊尊，而且是极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在维护君臣上下长幼的等级制度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摘编自张晋藩著《薪火集：中国法制史学通论》
材料二：唐初统治者着眼于王朝的长治久安，逐步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指导原则。《唐律疏议》就标榜其以礼作为指导思想，礼的核心——三纲五常便成为唐律的立法根据。凡是违背礼仪规定的，都要严加惩处。如《唐律·名例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列为“十恶”的“不孝”重罪，加以严惩。长孙无忌等人注疏唐律，往往直接引证于礼。如《名例律》疏解“大不敬”罪曰：“礼者，敬之本； 敬者，礼之與。”
——摘编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三版）》
材料一：
材料二：关于推动新教发展的动力问题，有学者这样认为：“若说经济动力在新教崛起的初期阶段就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似乎并非如此。新教不仅在苏格兰、波兰和匈牙利等农业国同样赢得了信徒，在经济停滞的北德意志也要比在经济繁荣的南德意志发展得更为顺利。而在法国，当许多封建领主和农民皈依新教时，巴黎和许多其他城镇仍坚定地信仰天主教。”
——以上材料摘编自（美）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上）》
材料一：战后西方各国都在原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相继实行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渗入了计划内容的市场经济。一种以西德模式为代表，这种类型市场经济的功能只是根据对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应该优先发展项目的安排，提出一些指导性的规划和设想。目的只是帮助企业减少决策时的盲目性，而绝无意参与和改变私人的分散决策现状。另一种类型以法、日模式为代表，在这种类型市场经济下政府可以运用其他的经济政策来引导或制约，从而可以促使计划得以落实。
——摘编自项扬《战后西方各国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调节类型及其特点》
材料二：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国家计划不能包罗万象，一般不涉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具体细节，而主要是组织经济的宏观平衡，管理的重点应转向制定和实现产业政策；第二，计划管理应当逐步实现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向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目标过渡；第三，计划的实现不一定都需要采取计划指标特别是实物指标体系，而应当更多地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参数来调节经济活动。
——摘编自张敦《“计划经济”究竟是什么？－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材料：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如何抵御、反抗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殖民，维系国家统一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吸收、借鉴各种现代性因素，将其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寻找富强之道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破除各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解放的历史；更是在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思考中国文化存续与更生的历史。
——摘编自王锐《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
围绕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选择某一角度或者自拟一个角度，运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述。（要求：以角度为题，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