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 表述 |
| 1949年12月 | 教育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
| 1986年4月 | 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人才奠定基础 |
| 1995年3月 |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 |
| 2012年11月 |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材料一：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外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列强来说，战后
签订的条约"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与欧洲这个'掠夺成性的蛮夷'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无疑，"条约制度"使中国承受着巨大的灾祸，这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如马克思所说，"每一种事物好象（像）都包含自己的反面"。
——摘编自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材料二：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回应了世界普遍感到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方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决议；同年11月，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再次将其载入联合国决议。这充分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反映了国际社会大 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呼应，激发了各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的热情和实践。
——摘编自张晓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诺、伊拉斯谟、蒙田等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提倡者，他们认为在培养儿童的过程中要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人的智慧，并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维多利诺创办了"快乐之家"，他认为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定要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学生只有在优美的环境和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身心才能和谐发展。伊拉斯谟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儿童不是生而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经过教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理性使其成为人。蒙田要求在对儿童施行教育时，首先应该重视体育，此外，他还强调儿童要在父母的关爱下愉快、自由的成长。
材料二：卢梭在《爱弥儿》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尊重儿童的天性，启发诱导儿童的发展；学习实用知识；培养儿童的兴趣；重视劳动，强调手脑并用；锻炼身体，训练感官。卢梭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新旧教育理念的分水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分提高了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其儿童本位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教育。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潘祺蓉、陶志琼《西方和谐儿童教育观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海外农作物传入中国时间表
| 作物名称 | 传入时间 |
| 葡萄、首蓿、核桃、大蒜、香菜、黄瓜、芝麻、蚕豆、豌豆、石榴、 榅桲 | 汉代 |
| 波斯枣、巴旦杏、菠萝蜜、油橄榄、胡椒、无花果、菠菜、胡榛子、西瓜、小茴香 | 唐至五代时期 |
| 占城稻、胡萝卜、凉薯、南瓜 | 宋代（辽宋夏金时期） |
| 红薯、玉米、马铃薯、烟草、花生、辣椒、番茄、菜豆、结球甘蓝、花菜、洋葱、杜果(芒果)苹果、荔枝、波萝(菠萝)、番木瓜，陆地棉、向日葵 | 明清时期 |
——摘编自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物种引进》
围绕"食物与物种交流"或"商品贸易与日常生活"，参考表中的一组或几组信息，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唐代天文观测的主要内容是"星辰之变"（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天象）。其中日月交食被认为预示着帝王统治的危机，这一观念在当时备受瞩目。唐初，天文观测由太史局负责。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将天文机构改为独立建制，命名为司天台，并设置了春夏秋冬中官正、副各5人，掌司四时，按照时间和方位的特定对应关系来划分职责（如下表所示）。司天台官员不仅要密切观测天象变化，还要及时将观测结果进行"密封"后奏报帝王。对天文机构的改革凸显了司天台观察天文的特别职能，对于提高天文观测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对当时的政治管理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官职 | 主要职责 |
| 春夏秋冬官（正、副） | 分别从事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和星空东南西北四方区域的天文灾异的观测、记录 |
| 中官（正、副） | 负责季夏（农历六月）和星空中央地带（即天顶附近星区）的天象观测 |
——摘编自赵贞《唐代的天文观测与奉报》，
材料：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很快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八路军一部也借机进驻沈阳市区，该事件被美国媒体大肆报道。同年 9 月，驻中国东北苏军总司令派代表飞赴延安与朱德总司令会面，并询问中共能否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撤离东北。朱德答复说"我们在冀热辽土地上坚持抗战，不能撤出。"会后，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完全交给八路军及中共东北抗日武装接管。关于八路军驻沈阳的部队，苏共中央特地致信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可以到农村去发展。去没有国民党和苏军的地方发展，不要留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不久，八路军大张旗鼓地撤出了沈阳，但地下党组织被秘密留下，苏军对此则执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
——摘编自薛衔天《1945年苏军在中国东北》
材料：肯尼斯·戴维·卡翁达（1924—2021），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青年时，他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骚扰和监禁，坚持参与和领导赞比亚反殖民斗争，直到 1964 年斗争才取得成功。担任赞比亚总统后，他坚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他还积极参与建立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赞比亚独立几天后，卡翁达就宣布与新中国建交，使赞比亚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卡翁达曾在联合国大声疾呼∶"联合国中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是错误的!"独立后的赞比亚，被列强封锁了出口通道。1967年，卡翁达总统借访问中国之机，请求中方帮助坦（坦桑尼亚）赞两国修建铁路，得到中方同意。1974年，他再次访华时，毛泽东在与其谈话中首次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关于中赞关系，卡翁达总统创造性地运用"全天候朋友"和"全天候友谊"两个名词加以概括。
——摘编自李杰《卡翁达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真朋友、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