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07年，怀特布雷特向议会提交用公款资助建立国民教育的提案，虽然该提案未获通过，但却推动了自愿为国家提供普及初等教育社团的建立。1830年辉格党上台，责族被迫与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享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议案扩大了选举权。1833年在舆论压力下，议会终于通过2万英镑的教育拨款，1839年该项拨款增至3万英镑，并成立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英国第一个国家监督和管理教育的机构。1858年教育委员会设立教育行政部，加强对民众教育的管理。1862年议会通过教育修正案，教育投入被纳入正常的以征税为保障的立法轨道。1880年英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
——摘编自谢天冰《试论英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七八十年代，洋务教育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有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甲午战争后，清朝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学堂逐渐走向系统化。这一时期，清朝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学堂的门类更加广泛。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近代教育趋向系统化。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材料：赵宋的社会危机到仁宗朝已成燃眉之急。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臣，如宋祁、包拯、富弼、欧阳修等，纷纷上书朝廷，要求革新政治。范仲淹综合了各种变法主张写成了一份系统的改革方案：明默陆、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核心是改变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对官员进行严格的考试，按政绩好坏决定升降。另外，要求改变恩荫官员冗滥、官宦子弟与“孤寒争路”的状况；改革科举“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艺取诸科”的旧办法，“取以经济之才”，使经世致用的人才补充到统治阶层中来。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严格选择地方官，以革新吏治。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条，有利于保护生产的发展和赋役的均平。修武备主要是在京城及附近招募5万人戍守京都以助正兵。宋仁宗基本上接受了这些建议，庆历三年（1043年），陆续以诏令形式将革新办法颁行全国。但遭到反对派抵制后，宋仁宗也降低了推行新政的热情。可是宋代士人风骨得以振奋，更激发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风尚。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新政”的震荡余波，渐趋普遍地酝酿着新的改革大潮。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1973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美苏两大阵营外，还有一些不结盟国家，使得这次会议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会议。这是一次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为解决冷战期间一系列国际重大核心问题而召开的和会。在欧安会议上，与会各方着重讨论了在国际外交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柏林问题、边界问题、战略武器问题和人权问题，并在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最终协议——最终决议案。虽然对最终达成的决议案以及对决议案的评价各方各执一词，难下定义，但把这次会议放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无疑是打破了冷战坚冰，为东西方交流打开了一个通道，是为整个国际形势缓和而做的一次卓越尝试。这次会议将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冷战体系打开了一道裂缝，也是20世纪末世界外交史和冷战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
——摘编自魏宁《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73～1975）》
材料：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以关心民生、救民于水火的儒者风范立身行事，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他贯通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多次讲到“信史”的问题，认为撰史，要“信则书之，疑则阙之”。他引用宋人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论证问题时，引用资料非常丰富，“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盛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摘编自周文玖《顾炎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