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1月央视推出《中国考古大会》，致敬中国考古，探寻中华文明。
材料一：中国考古学继承了传统金石学的部分思想和方法。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北宋时期，作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一金石学兴起。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几次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敢于疑古创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对宋代金石学的产生有开山之功的刘敞、欧阳修等人，就以敢于率先怀疑旧说、创发新义而著称。除此之外，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为金石学的兴起并迅速发展提供了土壤。
——摘编自刘心明《略论金石学兴起于宋代的原因》
材料二：19世纪末，欧洲近代考古学便已步入成熟期。1921年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河南仰韶村首次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而提出了“仰韶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这次考古首次直接而有效地把近代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全过程都带到了中国，是促成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划时代标志。近代以仰韶、殷墟考古为代表的考古发掘使“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
——摘编自钱耀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及其相关问题》
材料三：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1983年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设立考古系。1987年为加强对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成果大量涌现。近年来，中国考古队赴巴基斯坦、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等国开展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推动了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互鉴与交流。
——摘编自刘国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重任》
材料：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国用不足，宗室大臣家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鉴于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武帝决定接受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以恢复井加强礼制为名，“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汉武帝规定“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币，直（值）四十万”，要求宗室王侯朝规汉式帝时，必须通过“少府”向皇家禁苑购买用白鹿皮制作的“皮币”，作为向汉武帝进献玉璧时的衬垫之物。白鹿皮币问世以后，因其作价太高，仅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术进入流通领域，后因反对者众多，不久即废止。白鹿皮币虽然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也不能算是实物货币，更没有发挥货币的作用，但它与大额虚价的纸币，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白鹿皮币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先驱。
——摘编自姚朔民《货币文化漫谈》
材料：袁庚（1917一2016年），广东宝安人。1978年61岁的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向中央建议在深圳设立蛇口工业区。当时蛇口荒滩一片，但经济地缘位置突出，将这一区域设定为经济开发区，不仅是袁庚乡情所牵引，更是其远见卓识的表现。建议获批后，蛇口工业区在1979年7月正式运作。袁庚通过个人亲力亲为自下而上的实践与探索，从蛇口发端，无数突破旧有陈腐观念与体制的举措喷薄而出，辐射全国。1984年1月邓小平到访后，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到达了巅峰，4月获邀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重点发言，会后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6月袁庚担任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的顾问，借助于来自北京的“尚方宝剑”，袁庚在蛇口工业区试行干部聘用民主改革、职工住宅商品化、完善职工福利与退休制度等沿用至今的管理经验。正如袁庚在1986年演讲时所说的那样，“蛇口一开始便以横向经济联系撕开裂口，削弱其行政干预，强化企业功能，把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触动了传统经济构架的最敏感部位。”
——摘编自赵炜《袁庚：改革开放中承上启下的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