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政府与汉代之不同，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而唐代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教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皇帝之“画敖”亦等于无效。门下省复核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历史也充满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是一方压垮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这个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
——摘编自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根据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和1925年《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中“设置监察部”的规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1932年，国民政府通过《监察委员保障法》，保障委员的监察权力。监察委员的监察对象上至总统下至地方小吏，凡违反国家法令、贪赃枉法，损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均可弹劾。1937年，国民政府在各省设监察区，派遣监察使。监察使不但行使弹劾权，且负责各区内公务员的行动、人民疾苦和冤情、区内公署之设备等事项。
——摘编自张爱华、王占华《南京国民政府的监察实践初探》
材料二：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保障了我国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这对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体系，实现改革与立法的衔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摘编自陈光中、兰哲《监察制度改革的重大成就与完善期待》
材料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公开敌对。美国国内以极端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开始肆虐。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了朝鲜战争，但在敌视新中国方面比杜鲁门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鼓励、纵容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进行军事骚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双方虽在言辞上一再严厉警告对方并表达了绝不在原则问题上与对方妥协的决心，但双方开始显示出了不使事态发展演变为战争的某种意愿。在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一再下令，要求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当时美国正专注于欧洲事务，美国总统艾森豪成尔派遣第七舰队为向金门岛运送物资的国民党船只护航，但同时他又命令美军护航舰队不得进入沿海3海里以内，以免擦枪走火。
——摘编自刘凤瑞《战后中美关系的历火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材料二：从1969年至1971年夏，美国“跳出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如通过“巴黎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叶海亚渠道”等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继之基辛格秘密访华。对此，中国政府则投桃报李，如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导演“乒乓外交”，等等。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的问世。
——摘编自刘佳钦《1972年尼克松访华背景之考察》
材料一：历代王朝在制定赋税之时都设计为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却经常反其道而行之。究其原因：一是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总是初期轻徭薄赋，中期诛求无度，结果“民力殚残”。二是百姓承担的赋役捐税的名目和数量，常常会由官吏机构由上向下逐级递增，层层加码。三是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的赋役所支撑的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皇帝和各级官吏不断生出赋役的名目，苛捐杂税常常会超越国家正税而成为赋税的主要部分。
——摘编自李郁《中西古代赋税制度的两重天》
材料二：二战后，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国家干预下的社会平等。在这一目标的带动下，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发展形势出现极大的转变，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开支增加速度快，导致出现了财政赤字现象，增加了税收负担，如此便降低了生产效率；其次，市场机制作用被削弱，严重阻碍了竞争与生产；再者，如今国际领域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各个国家面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环境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降低了原本的竞争力，导致平均利润降低；最后，福利制度本质上属于一种奖惩机制，所以也会对社会风气、资本主义社会原本的竞争精神造成破坏。
——摘编自魏煦哲《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及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