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贲卦》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大传》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其圣王谱系，黄帝、尧、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塑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礼乐是一个与文明、文化、政治制度产生广泛关联的概念，但在根本意义上，它却是一个美学问题。礼在个体层面涉及人行为的雅化，在社会层面涉及群体行为的仪式化，在礼器层面涉及器具审美，均具有美和艺术的意义；乐则是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形式，其审美属性自不待言。以此为背景，自西周以降，传统中国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定位贯穿了以美为核心的精神。据此理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人文之美作为礼乐的同义语，明显成为文野、夷夏之别的最重要标志，所谓“用夏变夷”则无非是将儒家崇尚的礼乐之美从中央之地向四方不断推展。
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按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敬，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了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了一个张力空间，使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有删改）
材料二：
“天下”观是中国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天下”，包括了古人所知的人类整体，代表着已知的全部文明世界，即“天下一体”。如《尚书·立政篇》所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诗经·小雅·北山》宣称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天下”的这种认识。早期的世界各民族普遍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但是由这种“自我中心意识”发展为“普天之下”的理念，并由此产生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如“大一统”意识等，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
商朝时期，“天下”已经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概念。商人将天下分为“四方”和“中央”两个部分，形成中国人“天下”观的基本要素。秦汉之后，夏、商、周三代松散的天下“共主”局面，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所取代，“天下”观逐渐贯彻到政治理念中。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及其所形成的政治统治秩序日臻完善。其中，儒家“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等观念，道家“抱一为天下式”等主张，法家“为天下治天下”等观点，墨家“一同天下之义”等思想，莫不以治天下为对象来构建学说，为实现天下“太平”“大同”提供着思想支持。
中国人称理想的世界是天下“为公”与“大同”。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国人很早就确立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的重要基石。《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人类理想生活与秩序图景。无论是“天下为公”，还是“世界大同”，都反映了中国人历来主张“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今天的最新表达就是“中国梦”“世界梦”；古代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一家，在今天的最新表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结晶。
（摘编自王杰《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有删改）
黑红点
吴伯箫
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和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哪个做一件好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红点；哪个做一件坏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黑点。抗战胜利后算总帐。那时红点多的，可以将功折罪，他还有活着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的机会。若是黑点多，不必等抗战胜利，到一定点数，就要打死他。因此，那名册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
广宗东里集，有个伪警察所长“张剥皮”，土匪出身，他曾三天里杀死四十三个好百姓。这一带人都恨他入骨。我们抗日政府就贴了布告，公布他的几大罪状，把他做的坏事一股脑儿都揭露出来。明白告诉他，哪一天要打他。这家伙住在碉堡外边，每天夜里回家睡觉，并且经常在东里集上一家小酒馆喝酒，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天凑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馆喝酒，我们武工队就在酒馆附近埋伏了。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酒馆掌柜仓仓皇皇地进去告诉他：“不好，八路来了！”他慌里慌张地跑出来，嚷着：“八路在哪里？”我们武工队啪的一枪：“八路在这里！”他就像真的“醉”了一样，一头栽地，再也起不来了。
这个坏家伙死了，敌人又派了一个张所长来，更坏：硬要叫东里集的村长去给“张剥皮”祭灵。可是灵没祭成，他自己的灵魂却又跟着我们武工队的枪声投入地狱了。
黑红点就是这么灵验。因为这不是鬼神的指使，而是人民大众的裁判。红点，不是焚香叩头能求得来的；你要做好事：坚决抗日，爱护群众。黑点，也不是吃斋念佛能禳除得掉的；你要不做坏事：不帮助敌人，不掠夺、打骂、捕杀百姓。这样伪军伪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盘，伪军伪官的家属也就不得不替他们的不肖子孙，刁夫贼父捏一把汗了！于是有伪军的妻子到碉堡去叫她的丈夫的事，有伪军的母亲到据点去哭她的儿子的事。李家屯炮楼里的伪中队长，听说老百姓提出来要搞他，他赶紧声明：“往后不再做坏事就是！实在我也很难，譬如××村的村长是暗八路，难道我不知道？他来了我也没把他怎样……”有的更具体地提出保证条件：一、等到拔碉堡的时机来了，不用拔我就带弟兄们投降；二、抗日人员可以随便过路，我们看见也装没看见；……慢慢有了“伪属协约书”。只要伪军父兄能确保他的子弟不烧不杀，不抢不捉，和我们打仗枪口向上，那么老百姓就确保他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样，为了显示郑重，这“协约书”特别由抗日县政府盖印保证。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给做好事多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凡带证的回家或被俘一律不杀。但是发了证后再做坏事，就宣布无效，也不迁就。
这样一来，坏人们神魂不安了。
枣强，一个维持会长，有一次卷了大批赃款回家，听了全家老少讲说黑红点的故事，夜里就做了一个恶梦：坏人榜上，自己名下密密匝匝地全是黑点；他不觉大吃一惊，吓了一身冷汗。第二天醒来，他就向敌人提出辞职了，事后别人问他辞职的理由，他说：“合不着提溜着个脑袋过日子！”
当敌人挖界沟的时候，衡水武邑边境上挖得最快，因为那一带伪军督促最紧，打骂也最凶。每晚我们去据点附近破路，伪军总是彻夜打枪，有时破路群众就受到伤亡。这一天夜里，我们子弟兵把据点包围了，进行喊话，把每个班长以上的伪军，指名叫着把生死簿里的记载念给他们听，并且加了详细的解释说明，那天他们就非常老实，一枪没打，我们带去的群众好好地把刚修的公路破坏了一夜。第二天，听说伪据点里一个司务长，自己觉得做的坏事太多了：打人，诈钱，抢东西，很怕老百姓不会饶他，从此郁闷成疾，不到半月就死了。
这样，黑红点的故事传开了，伪军便争着向老百姓解释：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是谁谁做的；纷纷托人打听自己黑点的数目，找适当的机会做些好事，来挽救弥补。
阜县X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炸弹厂里三十多个工人正在积极工作着，忽然村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说：“有五匹马来到大街上，问炸弹厂在哪里，叫快说出来，不然就坏了：鬼子在后边快到了，是专来找炸弹厂的，说了他们想办法掩护，不然……”厂长听了，想一定是有汉奸报告了。鬼子已来到村边，想办法已来不及了。伪军又紧跟在村长后边，确实已发现了工厂，就叫村长向伪军说了实话。那五个伪军急忙唤工人换了衣裳，叫人把造炸弹的东西埋起来，把炸弹厂最小的房子烧了，压在上面，又点了几处老百姓矮小的草房。“这就不碍事了，”五个伪军很放心地说，“只要鬼子查不出造炸弹的东西，我们就有办法应付。”
这时鬼子进村了。到处找炸弹厂，可是村子找遍了也找不到。最后集合起老百姓来打着逼着问，也没有一个人说出；伪军在旁支吾了一番，鬼子就走了。
走了约摸一袋烟的工夫，有匹马又嘚嘚地飞跑回来，碰见村长就喘着粗气说：“你告诉县政府，这件事情可是件好事情啊！请县政府给我们画个红点——我叫银得胜。”
说完又掉转马头飞快地跑了。
告诉那些替敌人说话、替敌人跑腿、替敌人做事的人：
“不要做坏事啊！你的名下会多一个黑点呢。”
老百姓的评判，是最后的最合理的评判。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
（有删改）
汉武帝元朔三年。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骞得间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上拜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张骞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元鼎二年，浑邪王既降汉，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 ， 将三百人，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遣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骞还，拜为大行。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汉通西域》，有删改）
①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②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
夜登山亭
陆游
飞观①峥嵘天宇宽，幽人半醉凭阑干。
三山渺渺鸾鹤远，七泽茫茫蓑笠寒。
清吹拂林横玉笛，紫云覆鼎熟金丹。
童颜绿鬓②无人识，回首尘寰一梦残。
【注】 ①飞观：高耸的宫阙。这里指山亭。②绿鬓：乌黑而有光泽的鬓发。
跨界本身并非贬义词，文艺界跨界成功的案例 。比如，文学界名家大家中不乏新闻工作者和编而优则写的编辑，海明威和金庸就曾是由记者跨界成为作家，他们在文坛上的成就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在影视界，好编剧当导演，好演员当导演，甚至好摄像当导演的现象则更为普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写而优则导、演而优则导、摄而优则导的跨界转型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分析他们跨界成功的原因不难发现，所跨的两个行业虽然差异巨大，但是都有 的联系。（ ）。再加上早期积累、天赋、后天进修等，跨界就是一件 的事。但是，当流量取代天赋、能力和专业水平，成为进入所有行业的敲门砖时，跨界行为也开始被频繁诟病为“不务正业”，因为很多跨界人不再是想成就另一番事业，而是 地想“分一杯羹”。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 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有关统计，中国在2000年就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18%，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会继续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只会继续加剧，所以 ， 转别应全面探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教育家西蒙·派珀特将人生与学习知识之间的关系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婴儿刚出生就开始通过探索、触摸、玩来学习，后来学会了语言就开始问感兴趣的问题。
第二阶段，孩子看到感官经验之外的世界后就借助别人的经验学习，上学后就依赖于学校系统，由别人来决定自己学什么。
第三阶段，艺术家也好，科学家也好，他们在重重限制中找到创造性地活着的方法。他们重新像个孩子一样，探索、实验，听从内心的驱动而不是别人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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