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时期，儒家思想首先确定了“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文化认同原则。孔子就主张用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来作为分辨夷夏的标准，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孟子也沿袭了西周以来将中原以外的文化落后地区和民族称为蛮、夷、狄、戎的说法，并将“夏”与“夷”对举，主张用华夏的农业文明改变蛮夷等落后国家的文化，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目标。在儒家文化中，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世界又是国家的延伸，因此，用华夏文明的天道教化来慑服周边夷族的初衷，孕育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情结。
——摘自《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当战国时代，百家并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强国，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为治，这时候，法家之学，自然盛行。……在汉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养生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当然要见重于时。所以虽有一个叔孙通，制朝仪，定法律，然而只是个庙堂上的事，至于政治主义，则自萧何、曹参，以至于文帝、景帝，都是一贯的。……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主，什么兴辟雍、行巡守、封禅等，在他都是不惮劳费的。于是儒家之学，就于此时兴起了。……武帝既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又听公孙弘的话专为通五经的博士置弟子。于是在教育、选举两途，儒家都占了优胜的位置。…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一角度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西周时期，贵族军事制度是宗法分封制度的重要保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不断分裂瓦解。作为军队主力的国人阶层也逐渐发生分化，很多国人逐渐沦为庶人，甚至到处流浪。这样，贵族军队就失去了基本的兵源，出现了“公乘无人，卒列无长”的现象。各诸侯国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在诸侯争霸中立于不败之地，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推行一种地方征兵制度，它的基本原则是每一名到法定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兵役一年或两年，军队的成员也由过去的以国人为主变为以农民为主。这种地方征兵制成为一种普遍兵役制，使各诸侯国有了稳定的兵源，使各诸侯目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摘编自《文物中国史·春秋战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