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末战乱，刘邦初入关中，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西汉建立后， “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拾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当孝惠、吕后时，“萧、曹为相，镇以无为，刑罚以稀”。汉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疑案由民众议决；汉景帝怜悯受笞刑者非死即残，诏令减轻笞刑。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之流的酷吏，连造新法，规定：司法官员如果犯下执法苛刻的罪责，则从宽处置；司法官员如果对罪犯开释不疑，则视为故纵而诛之。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摘编自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三，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十八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初级律师约翰·库克被任命为副总检察长，肩负起主导起诉的重任。在标题为“关于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的公诉词”的公诉书中，库克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控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于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 美国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用了大量笔墨讨论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为什么是欧洲人完成了现代化的扩张，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在这个问题上，戴蒙德提出了“最优分裂原则”。他认为，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它的长期分裂。这种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推动各国竞争。正是这种“分裂”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它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超稳定结构，并在明清时代，形成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成熟的高度专制政体，“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需的多数条件”。与欧洲和中国相比，印度是另外一个极端，它在地理和语言上，比欧洲更为分裂。戴蒙德的“最优分裂原则”便是——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该作者观点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近代以来，中国名义上实行银本位制度，但随着海外银元及自制银元的流通，中国形成银两银元并存局面，币制极为复杂。北洋政府计划推出“废两改元”，但因为中央势力薄弱，各地军阀割据，加上金融业对此热情不大，最终不了了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着手币制改革。1929年之后，欧美各国纷纷脱离金本位，使得黄金及白银价格都出现大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银本位的重要大国，银价大跌，中国深受影响。1933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 训令，规定货币定名为“元”，总重量26.6971克，全国统一发行。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35 年11月推出法币政策，废止银本位制、发行统一纸币。“废两改元”意味着落后的银两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曾经繁荣的钱庄、票号随着银两的退出而进一步衰落，后来逐步消亡了。
——摘编自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
——摘编自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
材料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人。官至宋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苏颂在开封府任职时，他“建请渡自盟、白沟、主、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的惨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同时谋划赈救后如何保持物价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苏颂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苏颂关心民痪，体恤百娃，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