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二：唐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新唐书》
材料三：凡军国大事，则令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太宗)始中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资治通鉴》
材料一：宋神宗曾说：“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而不足以尽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宋代的“祖宗之法”作为根本性的治国原则，本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上充分运用了制衡原则，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各自行使独立职权，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权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較高。同时，“祖宗之法”也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强敌当前收武将兵权的问题等，无不与宋代遵循“祖宗之法”的立国之策有密切联系。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共理”“共治”，本质是通过士大夫、借士大夫的能力来治理天下。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帝王手中，朝政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这种状况在11世纪前期的北宋发生了深刻转变。宋代士人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秉持“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认为：“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士大夫以“公议”“天道”为旗帜，制约君主，参与国家治理。宋太祖曾对臣僚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君臣双方共同承认的原则—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明代废除丞相以前历代著名丞相及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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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代表人物 |
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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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秦国 |
吕不韦 |
秦王以“仲父”相称，掌握国家大权，后被流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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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 |
曹操 |
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国家大权，其子篡夺皇位 |
材料二：废除丞相以后相当丞相地位官职所享有权力范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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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职位 |
所享有权力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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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后 |
内阁首辅 |
拥有票拟权，但不是合法的宰相，地位常受到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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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
军机大臣 |
承旨拟写，相当于顾问、秘书班子 |
当代史学家对封建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作了如下总结：皇帝从资历较浅、地位不高的心腹近侍或仆从中选拔一些人来承担政务，逐渐演变成正式的辅政机构，当这些辅政机构和官员的权力较重时，皇帝又从更为亲宠的近侍或仆从中另选一些人来承担政务，有意架空原有的辅政机构和官员，剥夺其实权，仅保留虚衔或使之变为荣誉职称，然后又进行下一轮的循环……每一次循环的结果，都使得中枢机构原权力更分散，皇帝的权力更加强。这种不断地转移与分散，是封建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
材料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这样评价当时中国的君主专制：“中国政府只有在施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中国的专制主义，……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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