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形成了官办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态交相运行的基本格局。从救助方式来看，施善者多倾向于临时性物质救助，而忽略受救者生存技能的培育及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传统慈善带有异常明显的伦理道德属性，其理想目标在于达至儒家大同世界。
——摘编自周秋光《“扬弃”式演进：中国慈善的两次历史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全国义赈中心逐渐从苏州转移至开埠后的上海。清末民初，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慈善团体先后在上海创立，上海渐成全国慈善中心。1907年10月5日的《时报》就说“慈善事业之发达，独盛于上海”。1919年《申报》有“沪上为慈善渊薮”、上海是“全国慈善事业之枢纽”的评论。为筹赈华北旱灾，1920年12月，上海几个重要慈善救济组织筹款即达200万元。
——摘编自陶水木《上海，中国近代的慈善中心》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部门、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绩：慈善事业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社会捐赠稳定增长、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志愿服务遍地开花。慈善事业不仅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灾害救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在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许多成绩。
——摘编自赵芮、常红《改革开放40年中国慈善事业成就令人瞩目》
材料
企业家尼克·哈诺尔和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认为，市场的运作跟生态系统一样，不是因为它效率高，而是因为它有效果，能解决消费者或生物体所面临的问题。商业的美妙之处在于，一旦它运转起来，就会奖励那些解决了他人问题的人。“最好把（市场）理解成一个演变系统。（市场）就像自然界的演变一样，不断地针对问题创造，尝试新的解决办法。有些解决办法更“适应＇适者生存而得到传播。不适者灭亡。”
——摘编自姚斌《经济进化论的视野》
提炼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并结合世界近代史的知识加以评析。
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895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为有过数度深夜长谈。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有为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有为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但张之洞毕竞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1898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迁说”，其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张之洞曾赞同变法》
材料
英国的海洋优势不仅关系到英国本土及海外帝国的安全，且更关系到英国作为欧洲均势的调控者对欧洲国家体系担负的特殊责任，这种责任要求英国在必要时，有能力对欧洲大陆均势的失衡进行有效干预，英国的海上优势，实际上正是英国能够在欧洲国家体系中担负起特殊角色的前提条件。与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提，首先是必须突破狭隘的欧洲均势体系的约束，而这点从根本上讲，势必将引起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俄国）对德国努力的强烈反弹，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德海军竞赛，不仅激起了英国的深刻敌意，同时也引起了法国和俄国的强烈恐慌。正因为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提，首先是必须打破作为欧洲国家间基本秩序之根本保障的欧洲均势，因此德国的目标不仅为英国且同样也是为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接受的。
——摘编自吴征宇《“德约范式”与现代国际体系的运行模式》
材料
吴瑭（1758-1836)，清医学家，中医温病学集大成者。19岁时，因父亲患病去世立志学医，后借在京检校《四库全书》之机，阅读大量古今医著，积累丰富的医学知识。他推崇叶天士，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床经验，撰写《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1793年京都温病流行，时医界多守伤寒论治法，收效甚微，吴瑭另辟蹊径，治好不少垂危的病人，由是名声大振。此间，他又历采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结合临床实践，著成《温病条辨》6卷，系统而全面地阐述温病发生、发展变化及治疗规律，同时，为后人留下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医温病学完整理论体系的诞生，因而被此后的中医学界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成为学中医者的一本必读之书。
——摘编自《吴中清代人物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