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文官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万历皇帝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明朝的历史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即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摘编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二
在中世纪，所有官员都是国王的臣仆。官吏的升迁完全取决于门第出身和对国王的忠诚，这就是所谓的“恩赐官爵制”。直至19世纪末，政府的管理职能十分有限，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公职人员的任用仍以任命为主。恩赐官职与政党分赃导致了大量贪污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并没有形成科学的规范与相应的制度。此外，在两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议会至上”的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行政专横”。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迅速增强，迫切需要改革公职任用制度，提高行政效率。许多政治性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录用官吏的程序和做法，主张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
——摘编自周金昭《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材料 盐政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明代为保证边饷供应，赈济水旱凶荒，创立盐法开中制，即由商人从内地把粮食运到官方指定地点，然后发给价值相当的勘合（领盐凭证）及盐引（卖盐执照），商人到产盐地取盐后于指定范围经销。开中始于山西。继行于陕西、甘肃等边地。后又推行于内地一些军事重镇。以后，除北方和西北诸边外，云南、贵州、广东、海南、福建、四川等许多地方，皆“召商纳粮开中”。经常性的开中主要是弥补边疆地区军屯之不足。而临时性的开中则依据战事的有无来进行。“商人自募民塞下，得粟以输边”。“兵卒就地受粟，无私籴之扰，不烦转运……胡马不窥于长城。无蹂躏之扰”，“屯田之兴，于斯为盛”。史家赞曰：“商利而民亦利，国足而边亦足，称美善矣。”
——摘编自张家国等《试析明代盐法变迁之轨迹》
材料 1896年1月的《法兰克福报》上有一篇报道这样写到：“德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强国。它在陆上的力量使它获得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德国执行世界政策的愿望与加强德国地位是不协调的；这倒会使人们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和平意图，在政治舞台上造成了一种新的难以估量的局面。”这种声音没有引起威廉二世的重视。他认为，德国需要变成一个殖民帝国，这个殖民帝国需要一支海军来保护，这时候的海洋在他们眼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它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神经，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蒸蒸日上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变成一个老气横秋的衰败民族，我们就不能允许这条神经被割断”。德国比其他殖民帝国登上舞台的时间要晚，因而开始“全速前进”。由于海洋领域
的开拓，德国的入侵扩大到远东、南太平洋、近东、中东和北非。
——摘编自胡德坤、刘娟《德意志第二帝国海洋战略初探》
材料 雷履泰（1770—1849年）。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人。幼时读书即学识超众，醒悟过人，因家寒而弃学就商，办事干练，颇有才华。雷履泰先为“西裕成”颜料庄掌柜，以制作、经营颜料为业。后由于晋中平遥、祁县、介休、太谷等县在各地开字号店铺者颇多，货币周转极为频繁。公私饷银等运送费用既高又不安全，实感不便。1823年，雷履泰总结借鉴我国历史上“汇票”等经验，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业务。为了把票号做大，他把“日升昌”票号设到全国各地，先后开设了几十家分号，并吸纳存、贷款业务。后来，又挂出“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大招牌，以招揽更大更多的生意，从而把我国银行业由账面只搞商业存放款业务，发展为存放汇统一经营的票号业。在雷履泰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票号业从此遍及全国。
——摘编自王贤辉《清朝票号创始人雷履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