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载 | 出处 |
| (禄东赞）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军，以琅邪公主外孙妻之。禄东赞自言：“先臣为聘妇，不敢奉诏。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敢辞!”帝异其言，然欲怀以恩。 | 《新唐书》 |
| 春，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竞不从其志。 | 《资治通鉴》 |
| 吐蕃相禄东赞，贞观十五年来朝。许以文成公主出降，赞普遣禄东赞来迓。召见顾问，诏以琅邪公主外孙女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且赞府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娶?”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乃以为右卫大将军。 | 《册府元龟》 |
材料一 深衣属于汉服，是起源于虞朝的先王有虞氏，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其形制在《礼记·深衣》有详细记载。把衣、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因而得名。《五经正义》中认为：“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且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极深的含意，而“深意”的谐音即为“深衣”。如在制作中，先将上衣下裳分裁，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根宽大，袖口收祛，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下摆平齐，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
——沈从文《中国服饰史》
材料二 清王朝开始意识到不学西方不行，打算“师夷长技以致夷”的时候，正是以英美为中心开始流行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的时候。因此，自1860年代清廷开始支持洋务运动，陆续开设语言学校、翻译馆、工艺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国人服装西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了。其中最要型的莫过于留美幼童事件。 所以称之为“事件”，是因为清政府完全没有想到，派若干幼童出国留学，也会发生变法乱祖之事。
——杨奎松《问道于器——辛亥以来国人着装 西化”的成因与经过》
材料三 文艺复兴时期男女服装普遍使用了制作繁琐、绕颈而立的极其醒目夸张的拉夫领，且当时的男女服装都流行使用填充物。对填充物的使用在男服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男性服装的肩部、胸部、袖子甚至腹部都使用填充物，突出显示男性的威武、雄伟等男性特征。女性服装是上身使用紧身胸衣以及袒露胸乳的敞口低领，下部穿用裙子，裙内使用宽大的裙撑，整体看来，上身紧瘦，下体裙子宽大，视觉对比效果十分明显，以腰部为轴心来设计服装，突出呈现女性的人体曲线美和女性特征。这些设计特征都充分说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对服饰艺术的深刻影响，显示出这一时期对人的重视。
——刘静轩：《论文艺复兴时期服饰艺术的现代性及其影响》
材料 “国王与王后二位陛不决意派臣，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前往上述印度各地，拜谒该地君王，察访民情，观光名胜，了解风土并使其人民皈依吾神圣宗教。二位陛下还令臣一反昔日之旧径，勿由陆路东行而另辟新途，专取海路西行……往印度地区，以便将陛下之诏书面呈当地诸位国王，履行君命。”……1492年11月1日，哥伦布船队在古巴海岸登陆时曾向土著居民明确表示：“远征军司令来此目的乃寻找黄金。”“臣向二位陛下保证，普天之下，无任何地方比这里景色更丽……这里的一切都应置于其统治之下……因为发扬光大基督教乃吾人此行之初衷和目的。”“仰祈二位陛下尽早圣断，将彼变成基督徒。臣认为，一旦发轫，毋须多久，大批居民即会信奉吾人之天主教，二位陛下即能取得大片领土和财产，这里所有人皆会成为西班牙臣民。
——孙家堃译《哥伦布航海日记》
结合世界近代史的相关知识，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情节，指出它所反映的重大历史现象，并概述和评价该历史现象。(要求：情节要具体，现象要简要，评价要史论结合，准确全面。)
张桂荣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所以能够进行，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惨败之外，与统治者高层对农奴制的弊端都有清醒正确的认识有关。夏金霹在《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中的对立与斗争》一文中指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改革道路斗争的产物。农奴制改革前夕，全国农奴暴动愈演愈烈。同情农奴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者自发组织起来，他们主张推翻沙皇统治，彻底解放农奴。但由于着一股力量的孱弱以及沙皇统治的残酷，全国未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农奴解放运动。韩东在《试析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一文中指出，俄国农奴制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改革加速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还改变了国家的道德环境，推动了社会思潮和民主文化发展。另一方面，改革有它的不彻底性。改革保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之后土地缺乏现象加剧，农民的耕地大量减少，从而导致了20世纪初俄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发生。
——姜红珍、沈为慧、何成刚《史料阅读与微课设计——世界近代史》
王焘，约生于唐总章三年(670)， 卒于天宝十四年(755)，(今陕西县)人，其曾祖父王珪为太宗朝宰相。祖父祟基，父茂时，王焘为次子，其兄光大，司勋郎中。焘有二子，长子遂，曾为大理寺卿，次子遘，曾为苏州刺史。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其母疾病弥年，有感于不明医者，不得为孝子。遂立志学医，八世纪初他曾任职手弘文馆(唐代国家藏书处)长达二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数千卷。凡所览阅之书，均遂条采摘记录，积累了大量资料。王焘对于方剂的收载，不仅广引博采，而且精挑细选。天宝年间(742~755)他因故被贬至房陵(今属湖北)，后出守大宁。正值当地疾病流行，王氏取所录经方，亲施方药，疾者多获救治，遂立志编撰一部医方大全。于天宝十一年(752)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传世。他的另一部著作《名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之简本，惜已亡佚无存。书中记载的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历史上对这种方法的最早记载，且这种方法，现今仍被沿用。《新唐书》将《外台秘要》称作“世宝”，历代不少医家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足见该书在医学界地位之高，其卓著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王焘以一生的精力，为保存古医籍原貌和总结唐以前的医学成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施若霖《中国古代的医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