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设立內阁后，阁臣选拔有特简和廷推两种方式。由皇帝直接任命，不通过吏部为特简。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推举若干名人选，再由皇帝选择点用为廷推。内阁建立初期，阁臣均由皇帝亲自选任。正统时，曹鼎、马愉等均由推举入阁。宣德时期，内阁的官职由正五品一跃成为正三品。嘉靖以来，内阁规模扩大，还设立内阁首辅。在朝位座次上，内阁首辅已经超过尚书。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总揽朝政，权倾朝野，势力漫布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崇祯时期，阁臣选任继续釆用特简方式外，在廷推的过程中引入了“校卜”的方法，又采用了考试的方式来选拔。
﹣﹣摘自冯宪军《明代内阁阁臣的选任》
材料二：1714年，新任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不懂英语，内阁会议由指定一名大臣来主持。1721年，罗伯特•沃尔波尔任首席财政大臣，他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任首相。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在1832年 议会改革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1841年，罗伯特•皮尔获得大选胜利，迫使维多利亚女王命其组阁。 首相和内阁需从下院多数党中挑选，并依靠其多数优势以保证执政党政策和法令的顺利实行。两党制形成后，执政党可以利用其议会多数的优势改变和操纵议会工作议程。1887﹣1897年，政府议案 占下院工作时间由83%增加到84.5%.1905年，经国王爱德华七世批准，内阁长官正式被授予“首 相”称号，在法律上明确了首相与其他阁员的主次关系。
﹣﹣摘自阎照祥《英国责任内阁制的确立和职能强化》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棉花品种主要是亚洲棉，来自印度。秦汉时期，经东南亚传入海南岛到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在古代先民的辛勤培育下，亚洲棉逐渐适应中国环境，棉花产量和品质逐渐提高。南宋时期，棉布虽未撼动桑麻织品在衣被市场的重要地位，但棉花种植已深入到长江流域。元朝统一后，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向北方迅速推广，棉花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江南地区“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明清时期，“松江织造之精，誉满全国，产布之盛，衣被天下”。
﹣﹣摘编自宋鑫秀《元代植棉研究》
材料二：陆地棉原产美洲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高原地带，纤维长，韧度强，适合机器纺织。19世纪80 年代初，李鸿章在上海筹办机器织布局，传统棉花绒短而缺乏弹性，加之产量较低，难以满足机器纺织的需要。1892年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有规模地引种陆地棉，输入湖北种植。但引种初期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棉种退化迅速，引种效果差强人意。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陆地棉的科学引种与驯化改良才取得了较大突破，并逐步取代我国传统棉种。
﹣﹣摘编自羌建《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
材料一：“信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表述为“诚信”。在中国古代，作为伦理准则的诚信，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诚信的实现要依靠“上行下效”，依靠榜样的力量。诚信是由社会典论和个体内心信念保障实施的，如果不履行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谴责，而且会被人群疏远从而失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背信之人的惩罚，无需借助法律手段。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甚至成为治国之道，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王玉花、宋桂红《谈中、西方文化中信用的观念》
材料二：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布门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罗马法中已建立了相应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秋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衬商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