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欧亚大陆，寒冷期与瘟疫时代的来临不期而遇。据估计，在14世纪的100年中，黑死病在欧洲共夺去了2400多万欧洲人的生命，约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 1/4。面对黑死病的肆虐，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一些城市的市政当局，通过相关法律禁止集会以防瘟疫传播；对丧葬进行规范管理，以杜绝病源扩散；强制对出入发生瘟疫的城市进行限制；加强基础卫生设施建设，重视对垃圾的处理，人们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此后几百年里，地中海沿岸通过隔离防治鼠疫便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时期，黑死病给世界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从此非常注意对传染病的防治，国际上通常称其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据[美]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王旭东《世界瘟疫史》等
材料二 “清洁”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近代以来，国人的清洁观念逐渐变得重要而明晰，清洁事物不仅被视为卫生防疫的关键乃至首要之务，而且成为关乎种族强弱、国家兴亡 与体面的政治大事；原来基本属于个人事务的清洁活动也日益被作为公共事务纳入官府的日 常行政事务之中。
——据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
材料 皮特·N．斯特恩斯在《缩小的世界：1450—1750》一文中说：出于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历史学家必然要对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对因果关系的探究有助于我们揭示历史现象，更为普遍的是技术或经济决定论观点。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是技术的变革决定着其他方面的变革运动。另一些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则断定经济方式—即经济结构和所有制—至少提供了创新的基本框架。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有一些历史学家习惯于把某些“伟大的人物”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摘编自[美]皮特·N．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根据材料并运用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对《缩小的世界：1450—1750》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说明：可以就世界史《缩小的世界：1450—1750》中的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多角度探究；也可以对因果关系进行修改、补充、否定或提出新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 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 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这种庞大的宗族共同体便构成了 这一时期贵族社会最根本的社会组织。西周、春秋时期的家庭形态，除了宗法贵族集体大家 庭之外，另有庶民、奴隶等个体家庭，但无经济、政治上的独立性，尚被包容于宗法大家庭 以及各类共同体（如村社）的外壳之中。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推行“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把家庭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这是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由此，秦确立了最小型个体小家庭结构形态，这种小家庭成为社会普遍支配形式，是秦家庭组织最基本形态。这种家庭，就血统世系而言，一般为两代层结构，很少有涉及祖孙三代者； 就人数而言，通常为五口之家。这种家庭具有结构简单、内部关系单纯而亲昵、人数少等特点。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 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在此之前，蒋介石认为“日苏必战”，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蒋介石最忧虑的是，日本既利用欧洲的混乱要挟列国对其退让，实际上又不介入欧局，而集中全力压迫中国。反之，他最期待的是，日本在侵华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就同时介入欧局，或北进攻苏，或南进掠取欧美的亚洲殖民地。因此，蒋介石积极推 动苏联与英法速订军事同盟，即间接促使日本决意和德意结盟，从而使苏联与日本都不能对 欧战旁观坐大，苏日战事或不能免。1939年5月，蒋介石在分析国际局势时指出，“只要美 国对远东方针不变，九国公约存在，则中国之地位当然有利。”
——摘编自鹿锡俊《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决定建造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担任了武汉长江大桥技 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桥的建设工作中。自 1950 年起，茅以升就对 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几个方案做了精确测量和深入研究，经过反复比较，于 1955 年确立下“大桥设计施工方案”。本来大桥的桥基建造准备要用建钱塘大桥时的“气压沉箱法”，并已请苏联专家做了鉴定。但茅以升根据进一步的地质钻探资料，认为采用沉箱作基础有巨大困难，因而将“气压沉箱法”改为“大型管柱钻孔法”。其后，茅以升用半年时间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试验，证明切实可行。铁道部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1955年9月，大桥正 式动工。施工期间，茅以升主持的技术顾问委员会解决了建桥中的14个技术难题。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震惊了世界。茅以升为此欢欣鼓舞，他借出国访问和 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大力宣传新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他的著作《武汉长江大桥》被 译为多国文字在世界流传。
——摘编自张化本《茅以升与中国桥梁梦之为国建桥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