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山西一地在明代276年间曾37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之后，尤以万历、崇祯两朝为甚。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生，尤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战祸一起，疮痍满目，疫疠丛生。面对频发的灾疫，朝廷常常发布诏令减免税粮田租，也常发帑赈济直接救济灾民，减缓灾情。在疫病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染病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明时对疫病发生虽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发生的情况，认为天意不可违，因而一些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一些深怀济世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
﹣﹣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
材料二：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暴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出现很多新事物，六部制度陈腐落后，无法应对新的形势。郑观应等人意识到铁路及电报局等为“利国要政”。1906年，清廷设立专门中央机构﹣﹣邮传部，负责铁路、电政、邮政及航运。以铁路为例，邮传部致力于筹措资金创办铁路，发展铁路营运，推动铁路与电报局之间的路电接线，开展路矿联营活动。其成立包含着晚清政府签合数治资源的诉求，“以便把以往各省兴办之事，皆行集中于中央”。邮传部统筹规划，相继默回京汉铁路的创办权，接管外人掌控的邮政，等等。此外，随着新式交通的兴起，“男女杂坐不以为嫌”，“父母在，不运游”的社会心理也发生变化。
﹣﹣榜编自[加]卜正民等《哈佛中国史》
材料：1919 年，德国政府宣称德国是“为了自卫而战斗”，为“民族生存”而战，并且把兴登堡、鲁登道夫等战犯奉为为祖国而战的“民族英雄”，抵制对他们的审判。1924 年德国加入国联的四大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不再以任何方式使德国承认战争罪责。民族主义者继续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支配世界。德国的军队、大中学校成了梦想通过战争实现复仇、恢复昔日荣耀的精神家园。军方“宣称德国军队从未被真正打败过”，军事家伯恩哈迪构建了“总体战”理论，认为在和平时期必须做好战争准备，特别是民众的战争准备，泽克特、古德里安等将领提出机动灵活原则是军队作战的关键。
﹣﹣摘编自张国臣《试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一战的反思》
材料：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参与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准备工作。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年，中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立项上马。黄把华后来被任命为核潜艇研制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成为我国核潜艇研制的主持人。黄旭华和同事们克服了自然条件恶劣、生活资料短缺等困难，研究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和学术论文，通过反复试验获取大量科学数据，排除各种学术干扰，长期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工作。197l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试航，1974年正式交付海军使用。其研制周期之短，建造速度之快，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摘编自叶取源《上海交通大学校友院士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