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裁撤了中书省和丞相，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设置了殿阁大学士只是“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一般来说品级很低，只有五品。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职文渊阁，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真正出现；明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根据规定，明朝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权力的大小、升降和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取决于皇帝。由于内阁大学士大都出身翰林，是皇帝的近臣，也是官僚集团中最接近皇帝的人。另外阁臣与皇帝和皇太子多有师保关系，往往加上三公三孤，投太子三师三少，又负责筵经日讲，这些都构成了与一般朝臣不同的特殊身份，他们对皇帝和皇太子的影响自然要多于其他大臣。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出现了专控朝政二十余年的状况，内阁的权力开始与设想有了差别。
——摘编自于江泰《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等
随着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儒家法律文化的价值体系已经崩塌，接受西方法制便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近百年的“法律西化”过程中，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无疑存在过多的矫枉过正的现象，然而对本民族文化的抛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的辉煌，相反却是法律与文化的脱节，给国人带来巨大精神苦闷和导致信仰的虚无。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的法律建设也将走向现代化，在这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如何看待儒家法律文化，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课题。在中国多元法律文化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法律的现代化，不能无视本土的儒家法律文化，无视它在民众心理间强大的存在，否则就可能会产生“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碍。
——摘编自张天舒《儒家法律价值观及其文化背景分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的历史演变进行解读。
材料：从江户时代后期到明治维新，在社会急剧变革之中，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愈加激化。1871年，若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痛感培养人才是根本大计。随之，教育改革开始。明治政府为了推行教育改革，首先确定了改革的方针和政策。1870年2月，仿照欧美学制，第一次制定了《大中小学规则》，建立大学、中学、小学的近代学校体系。1871年7月，设立统辖科学文化事业的文部省。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第一个教育改革的重要法令——《学制》。明治政府为抓教育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其他任何一项改革无法同教育改革相比。在经费上给予很大支持。此外，明治政府还聘请大量的外籍教师帮助工作，又不断派人到海外学习。
——摘编自浙江大学日本研究所《新编日本通史》等
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一边哀叹欧洲衰落了，一边思考欧洲向何处去的问题。整个20年代，有关欧洲统一的文章、著作、杂志在英、德、法等国相继出版，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如挪威生物学家弗里约夫•豪森在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信中说：“在所有欧洲国家联合在欧洲合众国旗帜下之前，欧洲的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当欧洲联合的呼声在民间日趋高涨之际，法国总理白里安于1929年在国联大会上提出了以法、德和解为基础的“欧洲联邦”计划，后来又发表备忘录，着重强调政治行动，主张建立欧洲各国参加的政治机构。然而，他的欧洲联合方案提出后，其他欧洲国家都态度冷漠，甚至表示反对。最后，“欧洲联邦”计划不了了之。
——摘编自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材料：鸠摩罗什（约公元343—413年），父为天竺人，母为当时中国西北部的城邦龟兹人。鸠摩罗什生长于龟兹，年七岁，随母出家。九岁以后，随母游学罽宾、月氏、疏勒等国。鸠摩罗什初学小乘，并旁通婆罗门哲学；在疏勒时始学大乘，精研《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经典，誉满西域，遂为龟兹王迎还龟兹。前秦建元十八年，符坚派大将吕光进军西域，便有迎取罗什的意思。吕光破龟兹，得罗什，回师据有凉州，罗什滞留凉州十八年，得以通晓汉文。后秦弘始三年，姚兴出兵破后凉，迎罗什到长安，住草堂寺，有“三千德僧，同止一处”。姚兴辟逍遥因为译场，请鸠摩罗什担任译主，并命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八百余僧人襄助翻译。前后共译出佛经九十八部，计四百二十五卷。鸠摩罗什所译佛经的卷帙，固然不及后来的玄奘之多，但他所译经、论的方面之广，却超过玄奘。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