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法律是国家之重器，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政治制度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之一。秦朝御史大夫府设有侍御史若干，分别掌管奏章、律令、文书、档案等，掌刑辟的廷尉每年须到御史府核对法令文本。汉代刺史巡察郡国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省察治状”“断理冤狱”，还须监督郡太守是否有“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等行为。
唐朝御吏有奉诏复按囚徒或复勘旧狱的职责，一些大狱、重案由御史台与刑部、大理寺一起鞠审。宋朝御史台设“检法官”一职，负责检详法律，另设“推直官”专治狱事，在地方上设提点刑狱司，所辖州府十日上报一次“囚账”，“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不得迎送、聚会”。
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赋予组织刑部、大理寺参与会审的职权，监察御史奉救巡按地方，第一职权即为“雪冤狱”，“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清朝规定：“官民果有冤枉，许赴院（都察院）辩明，除大事奏请闻外，小事立予裁断或行令该督抚复审昭雪。”
——摘编自戴军《中国古代监察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参与》
材料二：杨乃武案能得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要通过复查该案敲打地方督抚，重振渐衰的皇权，改变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杨乃武是个有功名的举人，作为士绅，他的平反得到了同学的大力帮助，得到了胡雪岩的巨额资助，而18名浙江籍京官的联名呈诉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民营报纸《申报》对该案长达三年多全程跟踪式报道，从最初猎奇，进而敢于揭露司法黑幕，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形成巨大社会舆论。而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这两位不屈的女性，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制度允许的伸冤之路坚持不懈，最终使该案峰回路转，慈禧太后亲自督促下，刑部重新开棺验尸，推翻地方裁决，制造冤案的众多官员受到惩办。
——摘编自陆永棣《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案昭雪的历史、社会与制度因素》
材料：1948年9月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希望挽救财政危机。其主要措施有：发行金圆券为本位币，收兑迅速贬值的法币；每圆法定含金量为纯金22.217公毫；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同时全国实行限定物价。方案公布实施后的头几周，货币改革似乎初见成效，但很快物价又大涨，加上为了应对战争经费的激增，和解决由此产生的严重财政赤字问题，国民党政府不断增加金圆券的发行量，以至于逼近发行办法规定的发行限额。此时国民党政府内许多人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援助上，认为美国不会见死不救。后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降低为每圆为纯金4.4434公毫，而发行总额改为“另以命令定之”。在接下来的1949年里，金圆券变得毫无信誉可言，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以至于民众鄙视，甚至一些地方当局也拒收，已然成了废纸。国民党领导人陈立夫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
——摘编自王小龙《战后苏联新卢布改革与中国金圆券改革比较研究》
材料：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定都波恩。10月，阿登纳政府不惜付出承认萨尔区国际化地位的代价，加入旨在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倡导用煤钢联营的方式与德国建立伙伴关系，阿登纳政府立即接受这一史称“舒曼计划”的方案，并于次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标志着德法关系开始解冻，也是西欧经济一体化的起步。
1952年5月，随着冷战的持续进行，联邦德国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美、英、法三国与联邦德国签订条约，结束占领制度，联邦德国在内外政策上重获主权。
1954年，欧美九个国家签订《巴黎协定》，批准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次年，该条约正式生效，从此联邦德国恢复了完全主权。
——摘编自孟钟捷《德国简史》
材料：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畲先后出任福建布政使、巡抚，并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事务。他利用一切机会，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搜集资料，“披阅旧籍，推敲考订”，最终于1848年创作出版《瀛寰志略》十卷，书中介绍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该书不仅介绍了各国的地理、器物，还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等。一些士大夫们强烈攻击徐继畲，痛骂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影射抨击天朝制度，公开赞美外国元首，与西洋传教士沆瀣一气，“称颂夷人，献媚夷酋”！
1851年，徐继畲因主张以缓和手段“驱夷”，被贬为四品京官，不久后又罢官归里。1852年，魏源增补《海国图志》为100卷，辑录了《瀛寰志略》的许多内容，1859年，日本开始一再翻印《瀛寰志略》。1865年，两宫皇太后命其入京，担任总理衙门行走。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中外奉为指南”。1867年，兼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推行同文馆改革计划，遭倭仁等守旧官僚阻扰而失败。康有为看《瀛寰志略》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自述读此书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摘编自王龙《思想先驱徐继畲被林则徐诬指“卖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