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产棉区，如山东东昌府所产棉花，“商人贸于四方”；江苏松江府一些地区种棉花的占百分之七八十。福建漳州府和汀州府是烟草专业户集中的地区。北京丰台草桥一带各村庄都种花卉，被誉为“花乡”。明清商业继续繁荣，国内市场扩大，农工产品种类多达两百余种。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
材料二：西方学者比较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方的城市后认为：中国城市处于朝廷行政官僚的控制之下，城市在司法审判上表现出随意性。相比之下，欧洲的城市则更为自治和独立，大多数城市都有宪章和民族法典保护公民的法律权利。欧洲城市中的商业影响也要更强大的多。而中国城市工商业中，国家起了主导作用，诸如国家制铁厂和皇家陶瓷厂（官窑），食盐贸易的许可证制度等等。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材料一：伴随着城市化和休闲时间的延长，体育运动日益普及。体育全球化的核心表现就是现代奥运会。但奥运会一开始就受到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变成纳粹的宣传表演会；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意味着进入东西阵营同场竞技的时代。此后20年两大阵营主要以运动成绩的比拼为主，将奖牌数量作为验证社会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指标；70年代美苏开始竭力争取承办奥运会。但美苏分别于1980年、1984年带头抵制了对方承办的奥运会。大规模政治抵制成为了80年代前期奥林匹克运动的主题，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遭遇巨大挫折。政治介入奥运的最根本原因……奥运会中体现出的民族主义。不管是开幕式上运动员以国家为单位入场的形式，还是颁奖仪式上升国旗奏国歌的礼仪，都极大地激发和强化了各国政府、运动员以及普通民众比的民族主义思想。
——摘编自李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冷战研究（1950年代一1990年代初）》
材料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体育运动的全球化。1912年斯德哥尔摩引进电子计时器精确记录时间和准确保存运动员成绩成为现实。而运动摄影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运动会信息的传播手段，还使运动员能更真实地模拟比赛场景并组织训练。1936年在柏林，闭路电视第一次被用来转播运动会实况。现代科技还更新了体育科学研究和奥运选手训练的面貌，一系列先进的传感、测量和遥测技术、高速摄影分析器进一步发展，甚至还引起体育器材、运动服甚至运动场技术的变化。此外，反对违禁药物的斗争，也促进了生物化学科学和检测分析技术的发展。事实上，超大屏幕的电视系统、大型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大跨度的或移动的屋顶结构、大型的照明与通风系统等无一不是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大型运动会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理查德。W．布利特等著《20世纪全球史》
材料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深感“创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铎之言”……他们接过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采西学，设局厂，谋自强，掀起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一以“师夷智”为新内涵的经世运动，不仅给经世学注入了新内容，将晚清经世实学思潮推向高湖，而且造成中国文化结构的异动，为近代“新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的流变》
材料二：随着工业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抨击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随着西方的商品，一同被输送到世界各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观点传入中国。谭嗣同在1896年完成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此后……都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并视为专制政体。
——摘编自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材料一：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力压迫下为富民强国采取的是倾斜的转型模式，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能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就业，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集聚。正如张培刚先生所指出的“工业化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否妥善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吸纳问题”。
——摘编自魏悦、魏忠《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历史演进》
材料二：解放初到1958年，人口流动规模是比较大的，除了少数迁到境外，大量的人都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边缘到中心。该时期人口流动尽管有很多计划经济的因素，但总的来讲是正常的流动。1958年中央决定，农村跟城市之间不能再随便迁移。“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大规模流动，大城市甚至包括中等城市的知青都迁到农村，上山下乡，到边疆去，往黑龙江、云南、内蒙古各个地方迁。改革开放后，各地开始吸引流动人口。深圳、广东先开放，建设特区吸引几十万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批的内地农村人口。还有一个潮流是移居海外。
——摘编自葛剑雄《人往高处走，社会离不开迁徙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