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材料一 战后初期，随着美苏冷战的愈演愈烈，一向被美国政府视为“边远地区”的东亚也逐渐被纳入冷战体制，成为美苏较量的重要战场。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必须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朝鲜我们也应当这样做。”这实际上确立了二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政策的基调。
——赵学功《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60年代末，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在东亚扩张的巨大威胁”，而深深陷入越战泥淖；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全面对抗的持续发展，使得其决策者难以将战略注意力及相关资源集中于对付来自苏联这一主要冷战敌对大国的挑战；美国卷入越战引起了国内公众日益深化的沮丧与愤怒，社会分裂与动荡。美国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以对华政策及东亚战略的调整为中心，发生了“选择性收缩”为基本特征的重大转变。
——摘编自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
材料三 2011年11月，奥巴马出席了在夏威夷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随后出访澳大利亚并前往印尼参加东亚峰会。奥巴马在亚太之行中高调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将“留驻”亚太，通过“坚持核心原则”和与盟友及伙伴的紧密合作，在“塑造”亚太地区未来中发挥“更大、长远的作用”。
——《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