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主张“德主而刑辅”。”董仲舒主张司法中以儒家经典为指导，经律相矛盾时不惜以经破律。“春秋决狱”的特点是“以经断狱”和“原心定罪”，在量刑时要着重考虑犯罪的动机。在董仲舒看来，社会上的君臣民等级制都是天意的体现。“三纲五常”是上天赋予人类必须服从的美德，否则就是犯罪，皇帝就可“代天刑罚”，皇帝既然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故“口含天宪”，言出即法。
——摘编自李文兰《试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
材料二：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晚期著名的法学家。他认同自然法源于自然的观点，并指出由于自然法具有至上性，依照自然的强制力实现和高于一切人定法，因而普遍存在，永恒不变，西塞罗主张，一切人的平等是基于理性的平等，“尽管人与人在知识、财产和社会地位上存在差别，但是，他们都具有推测、阐述、综合和做结论的智慧，这是人类理性所公有的。”其次，他还认为法律应当具有权威性，法律的至高无上决定了它必须得到有效执行。
——摘编自孙银龙等《论西塞罗的法律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勒鲁瓦·古尔亨说：“人们可以接受一种比他们以前所用的语言更简单的语言，可以接受一种较不发达的宗教，可是除非由于战争而暂时倒退，他们绝不会从用犁倒退到用锹。”不仅如此，在传播整套思想体系方面，似乎存在着某种“先天的”不可能性，因为思想体系无疑要受到各种独特的种族特征的限制，可是这些思想体系的点滴片段还是有可能传播的。
古代地中海区域的欧洲人除了发明瘦腿转磨外，他们贡献出的唯一有价值的机械技术是高转筒车，即后来阿拉伯各地普遍使用的“萨吉雅”。可是中国人的发明就多了，这些发明在公元1世纪到18世纪期间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想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于习俗。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历时20多年，在中国出现的近代商办企业，可说是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经济汪洋大海中若干小岛。当这些初生企业的产品出现于市场的时候，外国侵略势力不惜采取降价倾销的办法予以打击。中国企业所需的原料也受到外国洋行抢购的威胁。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完全听任地方官吏随意处置摆布。而许多地方官吏，还对商界企业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
——摘编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20世纪初，张謇曾对实业作过这样的解释；“实业者，西人赅（包括）农工商之名。”并认为：“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于棉之稻麦，类于铁之煤为从要，其它如水利、如电、如铁路、如汽车为次要。”郑观应认为，中国商务之所以不能振兴，其原因“上在官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仅能病商”，并提出了革除这一弊政的具体办法：一是设立商部，二是“重订税则，厘正捐章”；三是设商学；四是设立商务所；五是委任熟悉商务的大臣主持商政。
——摘编自姚琦《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