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孔子主张把教育作为施政的基本手段，“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促成忠君孝亲奉公守礼的社会风俗的形成。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造就一批有道德有才能可从政的贤人，即君子。君子应做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即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但他又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等，认为可以受教育的是中人。上人是生而知之无须受教，对于下愚之人，则只能用刑罚来管制他们。孔子继承西周传统，以“六艺”为教学内容，即礼、乐、射、御、书、数，并吸纳有用学科加以充实调整。孔子主张教学要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要求学生温故知新，学而不厌，学思结合，积极实践等。
——摘编自《论语》等
材料二：柏拉图把教育看作是建立和巩固一个“理想”社会秩序的工具。柏拉图认为理想社会应该由优秀的哲学家来当统治者，因此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哲学王”。他认为“哲学王”应该热爱知识、热爱真理、热爱国家、坚持正义且勇敢、大度、机智、灵敏。柏拉图主张“精英”教育。教育的对象应是那些中上层统治者，而下层的劳动者则应习惯于克制欲望，尽心尽力地为统治者服务。柏拉图的教学内容，被后人总结为“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柏拉图在教学中多用演讲、交谈、对话、辩论来传授知识，教育中重思维的培养和理性的启发。
——摘编自柏拉图《理想国》等
材料：明初，地方机构沿袭元朝行省旧制。洪武九年，废行省，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号称“三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各司其职，每遇“大事”，布政使须再申报有关部门批准。特别是遇到地方“民变”或动乱，布、按二司无权调动军队，须向朝廷申报，往往形成被动局面。
宣德八年，朝廷发布设置“巡抚”的谕旨。及至万历年间，“巡抚”总领一省军民大政，“三司”悉听节制的新体制已逐步形成。但一般“巡抚”只是管辖一个省。而在正德年间农民起义及“倭寇”入侵往往涉及数省，于是明朝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以“总督”去总管数省，“总督”一职出现，督抚制度初步形成。但是官方法定规章上仍以“三司”分治省政为主，“巡抚”和“总督”始终是临时差派，仍被视为京官。清代，总督、巡抚正式演变成为省级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并且有较为完备的机构建制。
——摘编自唐进《中国国家机构史》等
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以及交战各国经济危机的加深，使人民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到战争后期，反对战争、要求和平成为一些国家发生革命的重要动力。“和平、面包、自由”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8 年的德国革命和奥匈帝国境内革命的普遍口号。 战后欧美各国的反战与和平运动得到了大发展。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尝试保障和平从而保护列强利益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应运而生。在英国，由于大战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民众和他们的领导人都不想再有新的战争，不论这种战争是由谁挑起的以及英国是否应该为正义而战。这种民意，对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然而，仅仅过了20年，另一场大战就在1939年爆发。美国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欧洲现代史》中认为：“正是第一次大战，使得欧洲社会不可能在旧基础上重建。这次战争‘为未来洗好了牌’；它造成一种人们无法维持国内国际稳定的局面，从而下一次大战终于不可避免。”
——摘编自徐蓝《一战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进展新观点》
材料：徐光启（1562—1633），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徐光启出生那年，上海县遭受倭寇侵扰，松江府又发生灾荒。徐家的生活日益窘困，祖母、母亲为了生活而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徐光启从小就对治产兴家、抗击倭寇有着直接的印象。1581年，徐光启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但此后两次京试进士，均落第。1596年，徐光启开始教私馆。在韶州时，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洋的自然科学学说。后来在南京又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并加入了天主教。1604年，43岁的徐光启中进士，艰辛的科举之路使他反思：“若今之时文，真是无用”。他还曾设想废弃八股文，叫学生去学一些“有用之学”。他赴北京任职后，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并先后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1633年徐光启主持编写《崇祯历书》，其中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引进了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等。另外徐光启还编写了《农政全书》。《农政全书》转录了很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文献，同时也收录了徐光启自己撰写的农业方面的专门论述，这部分论述都是徐光启经过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材料写成的，科学性较强。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